在很多国家，对生效判决的审查申请是由宪法法院来受理的，不能随便提起。

成立专业合议庭，对于提高业务熟练程度和审判质量效率是极其有利的，应当大力推广。非重大案件尽管属于疑难、复杂，也应通过上诉程序而不是请示来解决。

必要时，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审前听证进行证据交换和证据认可。影响审判效率的法院内控制度，主要是案件审批、讨论和请示制度。（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入专题： 民事案件 。应当将两者相分离，而将辅助性事务统一由审判辅助人员办理，真正让法官从纷繁的辅助性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核心审判事务。各地法院应当根据本院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效益）的原则调配好审判单元。

借鉴广东法院的做法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第八稿）》，区分不同情形对裁判文书予以简化。即根据法官的业务专长成立组成人员相对固定的专业合议庭，专门办理某类型或关联密切的几类案件。我半开玩笑地对同事说，我们中国的法律人总是喜欢批评中文法律学术翻译的糟糕现状，老师们常常告诫学生要学好外语去读外文原文，以避免受译著荼毒，并已近乎成为政治正确了。

而比较法的研究则是与法院所确立的一项原则——margin of appreciation（法语marge d,appréciation）直接相关，意即在缔约国就某个法律问题已有共识的情况下法院将倾向于更加严格地适用公约，而若某个法律问题缔约国国内法差别较大——即未形成欧洲共识（European Consensus）——的情况下，倾向于尊重各国国内法和国内法院的判决。无论法学论证多么充分，在当时看来或许都不能获得多数赞同。该案中，一名居住在匈牙利的具有中国和塞拉利昂双重国籍的申请人在中国被指控犯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其同时也负责定期对法院的判例法进行梳理汇编。

由此可见，即便是西方国家，对于很多人权问题的看法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是法院作为地区人权法院的一项特有原则，对国际人权法理论和实践亦有重要影响。

我所撰写的反馈虽全篇皆是法律分析，自己却觉笔尖常带感情，似乎自己得出的有罪结论某种程度上也使正义得到了伸张。法院的许多员工都将家安在了德国，每天跨越国界上下班。如果说作为人大的学生相对于各省属高校的学生来说已经做到了national（相对于local）而言，那么这次经历使自己迈入了走向international的轨道。很难想象今天再回到几十年前的样子将会怎样。

由于斯堡位于德法边境的欧洲中心位置，去往许多地方都十分便捷，因此我也利用假期去了一些地方旅游。千百年来，这一地区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究竟经历了多少次治权的转换，除了历史专家外可能很少有人能说清。实习期间，我还为Steiner法官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法院的margin of appreciation原则。尽管其在阅读上造成的障碍很小，但要将其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却经常需要逐个在专业的法律辞典上查找，有时还需通过搜索引擎进行确认。

我甚至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判决的案件越有争议、越前沿、甚至越细枝末节、越千奇百怪，就越是说明了人权保护达到了更高的层次。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已经能够基本做到准确而又相对快速地翻译文字，但要做到避免翻译腔、方便读者阅读，而同时尽量追求语言的美感，便不是每次都能达到的要求了。

由此推而广之，目前中国与其它国家在很多领域存在的误解，在绝大多数时候并非对方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不了解和想当然所造成的。也许我们对译者太过苛刻了（当然，少数确实文法不通的译著除外）。

感谢Elisabeth Steiner法官、我的导师Aysegul Uzun，以及法院的诸多同事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在法国度过了愉快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方因此向匈方提出了引渡请求，并作出了不对其适用死刑的正式承诺。这些研究报告主要有三类，分别关于法院判例法、国际法和（公约缔约国）比较法。见到人微笑着说声Bonjour!，吃饭时互道Bon Appétit!，下班时说声Bonne Soirée!，令人一整天都处在心情非常愉悦的状态中。而近年来法院对一系列武装冲突中侵犯生命权案件的判决更是打破了人们认为国际人权法主要适用于和平时期，而武装冲突中主要应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传统观点——在关于俄罗斯对车臣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中导致平民死亡的Isayeva v. Russia案中，法院将国际人道法关于战争中保护平民的原则与法院的相关判例法有机结合，认定俄罗斯因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了超越绝对必要（absolutely necessary）的武力导致平民死亡而违反了公约第2条。由此再联想到近期著名翻译家孙仲旭先生早逝的消息，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其中，中国外交部某访问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法院的判决使用了大量法律英语、甚至常夹杂拉丁语和法语，而对案情的描述中亦经常出现特定领域的专有名词。

因此，该案也被法院划除（struck out of the list）。我在向他说明绝大多数公民已能毫无困难地申领护照时，也坦诚地告诉他少部分地区仍不属于按需申领护照地区，申请出境需提供证明材料的事实。

除了法德和解的意味外，这也许也是法院设在斯堡的原因之一吧：大概只有在这样平静安详的地方，才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人权保护这样宏大而又纯粹的题目。例如，马航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后，我就曾被一名乌克兰同事问及中国是否曾击落过民航客机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旅行时最大的感受是，行万里路必须与读万卷书结合如果一国最高法院仍对言论自由是否应受司法保护犹豫不决、如果国际司法机构能够审理的仅限于诸如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这种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只能说明该地的人权保护仍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也使他们曾数次遭到两国当局的区别对待。由此再联想到近期著名翻译家孙仲旭先生早逝的消息，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而关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是否应享有被配偶探访并不受监视地发生亲密关系的Khoroshenko v. Russia案则令人感叹，原来这里也有人权法问题并可向人权法院提出申诉。例如，法院有专门人员对每月收到申请和作出判决情况进行统计，以有针对性地安排法院的各项工作。

至于雅，姑且不论其对法律翻译而言是否需要，但其实为可遇不可求了。经过数十年的历程，国际人权法（或者更广义上说，人权法）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下来。

很难想象今天再回到几十年前的样子将会怎样。斯特拉斯堡这一城市对中国人来说并不一定熟悉。

法院有着专门的培训部门，每年会举办两次Induction Course，系统性地介绍法院的各项工作。  中国与世界 常有人说，人到了国外以后，爱国心立即被激发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法院作出了许多重要判例，在明确缔约国在公约下保护生命权义务内涵的同时，也通过法解释的方法扩展了该义务的外延。工作篇 与我院之前几位实习生一样，我在法院的实习导师有两位，分别是奥地利籍Elisabeth Steiner法官和法律研究部的土耳其律师Aysegul Uzun。

  内省篇——认识自我 我在这次实习经历中的收获是巨大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也许不是人权法专业知识的积累，而是自己的眼界得到了开阔。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公约各条款、语言等等各种内容的专门培训，以保证员工的专业知识能紧跟人权法的快速发展。

法院的工作在很多时候也是非常精细的。当然，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

进入专题： 人权法院 。回想3月刚到法国时面对完全陌生环境的茫然无措，到现在可以颇为自如地工作、学习、生活，五个多月的时间已经使自己完全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德法边境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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